青葱岁月 ——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(之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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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文玉访谈

作者:安娜 Anna Quian

 

我们的访谈约在了一家上海餐厅里,她和蔼热情,象邻家老奶奶那样絮絮叨叨地给我倒水,劝我多吃,给我讲这些年北京的变化,给我介绍这家坐落在东城区东四十条的沪香满楼餐厅的菜系。最惊讶的是,我们在聊天中居然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,这位朋友几个星期前刚请我吃过饭,而她却已经几十年没有见过这位朋友了。这个世界很奇妙,人生则更奇妙。这位曾在吉林省嫩江地区扶余县插队的赤脚医生,并没有象大多数下乡知青,把艰苦岁月的沧桑留在了脸上,而是保养得很好,红润而健康……


 

安娜:您做赤脚医生是偶然的?

陈文玉:不是。我们那时候在北京已经有条件参加培训了,因为我们是主动要去下乡,而且我们确实觉得下乡要做一番事业,不能说是到那儿真是修地球去了,所以我就去报名了参加卫生培训,下乡前。

安娜:您从头说一下,文革时您是哪个学校的?

陈文玉:以前叫河北北京中学,前身为顺天高等学堂,一百多年历史了。

安娜:在石家庄吗?

陈文玉:在北京。

安娜:现在没有了吗?

陈文玉:现在叫地安门中学,原址好像现在改成教师干部进修学院了。

安娜:您是初中还是高中毕业去插队的?

陈文玉:我是初中毕业,六八届的,我们去插队的是六八届的高中和六八届的初中两拨人。我当时是在插队前,去北京鼓楼中医院参加的培训,当时鼓楼医院正好有一个赤脚医生短期培训,学习针灸啊,按摩啊,我们插队那拨儿一共有六、七个人,都参加过这个培训。

安娜:是您自己报名吗?

陈文玉:自己报名。经过培训以后,因为要做这方面的准备,所以自己也买了这些听诊器,针灸的针啊,还有装针灸针的盒,都是自己缝的针灸的盒,然后就下乡了。

到那儿去的时候,其实挺有想法的。但是到那了以后,开始我们什么农活都不会,跟老乡在一起干农活。但是你干农活以后,还要承担赤脚医生的事儿,就是给当地农民打针、看病。当时当地有个乡村土医生,他行医不是非常规范的,所以他打针的针头从来也没看他消毒过,就是擦一擦。我们觉得这样不是特别好,我们用的针都是要消毒的,当时我们集体大家轮流做饭,男生、女生轮流做,谁轮到做饭的时候谁就负责消毒针头针管,消毒完之后,轮到谁,谁就给老乡去看病,去打针。

大家不管是多苦多累,到了那儿之后就觉得,给老乡看病是我们的责任,一定要这么去做。我刚才说过,我们那里的那个乡村医生,他打青霉素从来也不做皮试,有的人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去世了,当时我们也搞不清楚。有一次是我们亲眼看到,他打青霉素不做皮试,就说你打青霉素得做皮试,他说青霉素不做皮试也没关系,我们说那不可能,你要不做,万一要是出了危险怎么办?所以我们执意要他做,他就生气走了。他走了以后我们就给病人做皮试,一做完果然真还是问题。通过这个事,我们觉得不能让他继续这样,我们要抵制。

我在农村里插队了五年,而且是在农村里面干活整整干了五年,后来在农村里当妇女队长,后来做公社妇女主任,再后来我干到县妇联常委,一直就让我在农村,扎根农村干革命。因为我比较认真,生产队长常把一些得罪人的事让我做,比如说农村分个萝卜、土豆什么的,有些长虫子的,有的人就挑挑拣拣,说这个我不要,那个我不要,就不好分,像这种活就让我做,让我给人家分,无形中就得罪人了。

最严重的就是看瓜把人给看得罪了,而且把那些当地的村长、大队书记得罪了。我看瓜时,干部也不能随便去吃瓜,人家根本就不能理解,说你怎么这样?我们是干部哎,你真是歪瓜劣枣,谁见谁咬,你是怎么回事?所以后来冬闲的时候,特别冷,我们好多人都回家了,当时就剩下我和一个女生了。我们在屋子里正睡觉,半夜里有人喊让我到大队听电话会议,那时候对外联系只有电话。我就赶紧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出去,刚一出门的时候闪过一个黑影,冲着我就来了,我一躲闪,那个棒子就打到我脑袋上了。我其实也挺害怕的,就赶紧喊抓坏人,我就没回屋,直接往生产队里跑了。那个人可能也害怕,所以他也跑了,他这一下子,他的铁锹棒打我脑袋上了,把棒打折了,结果那个锹头掉在地上,东北的地,冻地,可砸了这么深的坑。然后县里公安局就来人了,到冻地上拿蜡画取证据,然后就挨家挨户比那个锹头。结果我们生产队那个车把式的锹头被对上了,是他弟弟打的,他弟弟是大队的兽医,他打的我,他打完我也害怕,就跑了,他把锹棒扔在那儿了。

安娜:后来抓起来了?

陈文玉:抓起来了。当时村里的人就说,知青嘛,打一下就打一下吧,还护着他。后来是因为我表姐给县里写信,就说不处理就要闹出人命了,这样县里才抓了。我当时真是准备扎根农村的,我们又是先进知青,常常被树典型,要扎根农村干革命什么的。后来让我参加县里推荐上大学考试,我这边要大喇叭广播扎根农村,那边又要参加大学考试,我就特别抵触,说的和做的不一致,那不是我的性格。要不是一个到县里的吉林大学教授劝我,我后来也不可能上大学去。他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认识我父亲,因为我父亲也是延安的老干部,他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在东北待过,是团中央的干部。这个教授就劝我读书,就帮我复习考试,我虽然也没心思,心想反正考什么样就什么样吧,就考试了。考完后成绩也不太理想,心想还是回去当我的农民吧。但是当时正好发生张铁生交白卷的事,考试成绩已经不重要了,领导说你就上学去吧,你愿意上哪儿?因为我父亲是癌症去世的,我说我还是愿意搞医,后来就给我分到吉林医科大学,现在的白求恩医科大学。

安娜:刚才您说您和沈晓平是一个学校的?

陈文玉:对,沈晓平是我们同学。他好像在美国波士顿,我美国那儿还有同学,李新华和董大海,应该都在美国。

我们是七三级工农兵学员,一部分是插队农村的,一部分是工厂的,还有一个是部队的。我们上大学后,先进行文化补习,学校那时候正是文革期间,政治活动也特别多。上课以后都要到医院里面从护工做起,又到农村当赤脚医生,又到长白山去采药,又去制药,我们什么都学。虽然我们是医疗系,但是针灸、按摩也要学。还要去农村给孕妇接生,给孩子扎头皮针,进行危重病人的抢救。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有耳针治疗,用耳针给病人进行治疗。

那时候,反正病人比较相信我们,我们干事也比较认真,病人找到你就特别认认真真的给他看病。比如有一次,我们在海龙县当赤脚医生的时候,有一个病人高烧不退,我就整夜看着,用酒精给他降体温,不断地给他擦身上,病人特别感激。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想法,就是觉得这个病人有病,我们得给他治好。像还有一个老人他尿不下尿来了,急的跟什么似的,我们给他扎针,针灸以后,搀着他在院里面溜达,不停地遛,最后就尿出来了。还有产妇难产,如果是顺产当地都有接生婆,就接了,没事了。但是她难产的时候就要找你,我们同学都是三个人一组,我们那组正好两个男生,我一个女生,那时候人家就找你,你怎么办啊?你也得去接生啊。孩子下不来,就给打催产素,我现在都觉得那时候怎么胆子那么大,还真的就给接下来了,婴儿和产妇还真是安全。还有小孩也是,他发烧以后给他输液扎头皮针,都是土炕,吊瓶只能吊在窗帘上,给孩子扎头皮针要很仔细。那时候工作起来,真没有时间概念,随叫随到。

安娜:毕业以后没再回村吗?

陈文玉:我在学校的时候回过,毕业以后我就直接回北京了。我们上学那时候又赶上了唐山地震,地震以后我们又去前郭县,在那儿实习。我们上一段课,就实习。像我们到长白山去采药也是,大家就是认药品,每个药品什么样。我采药那些标本,因为老搬家,都不知道在哪儿了,如果我找到标本的话我给你照下来,通过邮件给你发过去。

安娜:您插队了五年,赤脚医生做了几年?

陈文玉:我们一下乡就做赤脚医生。这是我的赤脚医生证,是我上大学以后才有的,在海龙县实习时给我们发的赤脚医生证。那天开会座谈的时候,不是有延安地区的知青吗,他们是下乡以后进行培训,我们是在北京进行培训以后,再下的乡。

安娜:当时在村里是挣工分吗?

陈文玉:挣工分。

安娜:10分?

陈文玉:男劳力是10分,我们是8分,6分,我们那时候少。

安娜: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做农业活?

陈文玉:对,赤脚医生是副业,有病了,老乡来找你。而且我们还养鸡,种自留地,腌菜,下酱,都是我们自己做。

安娜:这些知青都要做?

陈文玉:知青完全都是自己自立。我们那时候没有钱,拿着鸡蛋到生产队合作社换盐什么的。

安娜:那药是你们队里买还是公社拨的?

陈文玉:大部分药都是我们自己从家里带过来的,然后送给病人。如果病人还缺少什么药,回不去的时候就叫家里把药给寄过来,给病人吃。

安娜:队里没有钱吗?

陈文玉:有一点钱,但都被队干部把持着,也不够用。人家生产队把你作为赤脚医生,但我们是要干活的,天不亮就要下地。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谓的志愿者。

安娜:当地人还是喜欢找你们?

陈文玉:当地人就找我们。他们认为我们比较地道,认为我们做事认真,又是从北京来的,十里八村的他们都来,我们有时候在地里还干活呢,他们就来了,说听说你们是从北京来的医生。

安娜:非常相信?

陈文玉:北京来的嘛。说听说你们治好了什么什么病,都找我们。当时缺医少药,我们手里的药也特别少,什么最管用呢,针灸,中国传统的针灸最管用,一针下去就见效,所以他们都说听说你们扎关节炎特别好,农村关节炎特别多。

有时候我们正在地里干活呢,他们就来了,说你们是不是北京来的医生啊?我说我们不是医生,我们是知青,我们是赤脚医生。他们就说我们这儿听说你治好了谁谁谁的病,他们就传,互相传,慕名而来的。我们八个人,一共八个赤脚医生,七手八脚的就上去了,你扎我扎的,就经常是这样的。很多的腰腿疼,针灸是最好使的。

针灸、拔罐相当好使,咱们干事比较认真,所以也能得到人家的信任。而且人家全身心的信任你。比如有人产后大出血了,我们正在地里干活呢,一听说了,马上我们都去了。当时也没有医疗条件,也没有血库,也没有化验设备,只能用病人本身的血浆啊,拿她的血跟你的比对,你想那哪有准啊?结果还真对上了,然后就我和王木章俩人一人各抽了300毫升。

安娜:治病还要献血?

陈文玉:对,献血。那时候觉得是应该的,那个病人到危机的时候,你到哪儿找血去?必须赶紧的献血。你献完血以后,没有说得吃点儿、补点儿,没有。后来常献血,营养跟不上,低血压,到现在血压也没上来。那时候,就没想过什么东西是我的,给人家献血是无私的奉献,是应该的,这就是那时候的想法。后来那产妇人真是得救了,她特别感激我们。后来她生了重病,不治之症,不行了,他老公就问她还有什么愿望,她说就想再见我们一面,很朴实,而且我们也特别感动……

安娜:后来您回北京也从事医疗工作?

陈文玉:我是因为文革以后四人帮倒台了,家里平反,就回来了。我父亲也算老干部,文革中受迫害,也是到农村去了。那时候那样受迫害,也很执着的得抓紧一切学习机会,特别珍惜这段时间学习,我们是医疗系,什么都学,什么都干,而且当时就准备着毕业以后回农村,真没想着还能回北京。文革以后,有这么一个知青政策,我就回北京了。

安娜:你们工农兵大学生学制是三年?

陈文玉:三年零八个月。我们是1976年的年底毕业的,四人帮倒台了,回北京以后我分到北京市第六医院。

安娜:在什么地方?

陈文玉:就在交道口,北京市第六医院,我在那儿一直干到退休。

安娜:当时是做什么科?

陈文玉:我做眼科。我在农村干了五年,什么病都没有,我身体特别好,但是我进学校门的第一天就生病了。我记得特别清楚,进学校门的时候我就发烧,就得急性喉炎,说不出话来。当时大家都是工农兵学员,后来还到校医务室去看,跟人家也没法沟通,说不出话来,特别着急,就想怎么这么好的机会,来了以后怎么会这样。但是那样生病我也不能耽误上课,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得肺结核了。

那时候就是想抓紧一切时间学习,而且还要实习好。我们学校算是比较严格的,都要参加病例讨论,做病例分析。我们每个病人都要认真准备的,而且每个病人都检查。那时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得了肺结核,后来就低烧,咳血,发烧39度多,居然我还在手术台上给人家做阑尾手术。当时有个口号: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,所以我也没休学。

安娜:您是发烧做阑尾手术的?

陈文玉:对,我发烧39度多。

安娜: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。

陈文玉:那时候主要是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,只是觉得这种机会不能错过,觉得应该抓住一切时机学习。回北京分到六院,当时眼科缺人,就给我分到眼科了。我们上大学这一段生活确实挺丰富的,特别是实习,在每个地方,见着病人进行抢救,都是口对口的呼吸,做人工呼吸的。我们到前郭尔罗斯县医院,正赶上唐山地震,唐山地震那些伤员都分到全国各地医院,我们立即被分到各个临床医院去帮助他们,从生活护理到治疗都得做,很累。

那时候毛主席有一段语录,叫: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。我们在农村的时候,第一年水土不服,蚊子叮了腿以后全都起包,起包以后就化脓,化脓完了之后就烂。我们去参加劳动,去修大堤,别的生产队派的都是男劳力,我们生产队派的是女劳力,派知青去。我们早晨早早的就起来,你想想腿都烂的跟什么似的,拿草纸把腿给包上,穿着秋裤,我们就得早走。到松花江边上还要过一个草甸子,趟水,到那儿也要干活。下工以后,我们是最后走的,因为大家都咬着牙去干事。后来没有水喝,地下挖一个坑,渗出点水,就喝那个水。

安娜:真了不起,能有这样的经历。

陈文玉:我觉得人可能各有各的经历吧。

安娜:谢谢您和我分享您的经历!请您签一下这个文件,是知情同意书。以后我可能会用您的录音材料做研究或出版书籍。

陈文玉:没有问题,希望我的经历能对你有帮助。

 

(结束)

 

 

访谈时间:2014年5月24日、2014年6月16日上午

访谈地点: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宾馆、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沪香满楼餐厅

 

青葱岁月 ——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(之8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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