青葱岁月 ——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(之1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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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  刘淑兰访谈

作者:安娜 Anna Quian

 

盛夏的北京,骄阳似火,从北京地铁一号线的最后一站石景山苹果园站一出来,就看见遮阳帽下那张红扑扑的脸,如果不是我不久前刚见过她,在这车声鼎沸人山人海中,我真的很难在人群中找到她。她长的一副再普通不过的脸,和那些在街上提着菜兜慢悠悠地走着,在公园或是小区广场上热舞的北京大妈们没有两样,热情而直率,知足而慈祥。但又有谁知道,她曾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岁月,挥洒在了万里之外的陕北黄土高原上……


 

 

安娜:今天来见您,就是想请您讲讲下乡那段岁月。

刘淑兰:好,好多年了。我们当时插队的地方是陕北,陕西省延安地区黄龙县石宝公社尧门河大队庙河小队。我记得特别清楚,从北京到西安的时候大伙还好,火车上笑语欢声的,少年不知愁嘛。在西安火车站的时候,人家就说你们去的那个地方是最差的地方了,当时同学就有哭的。我们到县城之后,各个大队就去接人,当时那里没有车,条件好的生产队拿马车接,我们队说路不行,没有马车来接,生产队离县城十里地,全是山道小道,扛着行李走着过去的。

当时就感觉到交通太不方便,全是土路,没有公路。到生产队的时候,当时黄龙县地方病也是比较严重的,有克山病,有大骨节病,有甲状腺。人都这么高,特矮,大骨节,他的骨头都出来了,关节都凸出来了,走路一拐一拐的走。我们第一次看见的时候都害怕,都躲起来了,就说这不是人,是鬼吧,一见就害怕,第一天给我印象最深了。

我们11个人,8个女生,3个男生,8个女生住在一个大窑洞里面,看不到里面,黑咕隆咚的,而且那边就是用炭取暖,学生不懂怎么弄,都十几岁,没见过,我们两个年龄最大的女知青住在最里边。记得当时是冬天最冷的季节,村里老乡热情地帮我们点燃了一个炭火盆取暖,点了以后暖和了,关了门就睡觉了,结果全都中了煤气了,第二天都爬不起来了。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我们俩年龄最大,因为睡在里面,是最厉害的,到中午了,人家别人都能爬起来,到中午我们俩才能爬起来,爬起来以后也不想吃饭,头疼的厉害。后来说我们去医院看看吧,生产队也没有医生,我们就走到县城,走了半天。到了县城让大夫一看,大夫说你们是中了煤气,说你们是命大,要不是命大,头天晚上就撂在那里了,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。

从那之后我就深深感到条件太差了,不是差一点,而且当时介绍也不是那么介绍的,没告诉我们这里只点煤油灯,没有电,没有交通,也没有医院。因为这个事对我触动挺大的,我想这里条件太艰苦了,应该有个看病的地方。到那儿没有几天,我们队长就找我了,我们大队有个赤脚医生,但大队离我们生产队还有将近十里地,他也不经常来,所以有什么病都给耽误了。后来队长说你能不能干这个,我说行,我干。到生产队不到一个月就干上赤脚医生了,当时什么也不会,就凭着一股子冲劲,天不怕地不怕,也不懂。

安娜:没有经过培训?您慢慢回忆,我有问题会问。

刘淑兰:开始没有,就被赶鸭子上架了。后来出了很多问题,有上山砍柴摔死的,都是羊肠小道,这边是悬崖,这边是山,不小心就摔死的,煤气中毒也有死的,我是命大没死。北京派了医疗队来帮助,因为延安是老区,当时到我们县有301医院的和友谊医院两个医院的医疗队,他们到那儿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当地的赤脚医生。

我这才去参加了短期培训,也就是填鸭式的硬教,让你生背,我们又背又看,临床就在县医院,人家别人做你就跟着看,然后你就跟着弄,一些简单的小手术,像做个气管切开术,我们都跟着做,他们都是手把手地教,北京来的大夫都特别好,真心的手把手教你。我们那儿主要是克山病,就是输液,拿那么大粗的针管子,用手推,还不能太快,快了心脏受不了。推这一个得推一个多钟头,还是快的,稍微慢一点得两个钟头,你想想就这一个劲,稍微不注意针就跑了,碰到岁数大的,他的血管你看着在这儿呢,一扎就跑了,要不然你看是扎上了,但扎穿了。也真是练了,真是学了,基本的常识都掌握了,回到生产队,就是一边学,一边干。但还得下生产队,还得劳动,那会没有钱,就是挣工分,也没有想那么多,也没那么多想法。那会就是想给大家解决点看病的困难,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。我们离医院太远了,而且没有交通,有的真有急病了,象生孩子难产,没等你送到,她就死了,很多实例。

我刚干上赤脚医生不久,就让我去接生,我记得头一次接生后,恶心的我三天没起来床,没吃饭,不停地吐,那时候比你还小呢。那时候的接生,没点儿,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,半夜就来叫你了,我一个人去检查,还是难产,胎儿是倒立,脚冲下,头冲上,脚先出来了,你说着急不着急。当时我也没碰到过这个情况啊,反正就是大概其地帮她正位,到县医院肯定是来不及了。当时大队的赤脚医生,比我多干过几年,叫他去一个来回得跑二十里地,全是山路,没两个小时没戏,我这里两个小时也不能干看着啊,就继续给她正位,我大汗珠子都出来了,还不能让她看出我慌来,还得安慰她,最后慢慢给她正位,基本到最后,大队那个赤脚医生来的时候都正好位了。最惨是她羊水出来的时候,我没有想到,噗一下,整个把我喷一身,弄一脸,不知道啊,因为没有经验,再说你躲也躲不开啊,那会儿什么也没有,擦都没有东西擦,别说洗了,最后总算是母子平安,生下来了,这件事情他们家人特别感激我。

通过这样的几件事吧,老乡逐渐开始接纳我,信任我。有一个老大爷,他克山病挺严重的,每天都要推葡萄糖,以葡萄糖和维生素为主,他就打那个,没有别的药。每天都要给他打,每天推那个,推的我胳膊都抬不起来,你想,慢慢慢慢的,一点点给他推,用那个大粗针管子,那会儿没有输液,就拿手推。结果他们家人都特别感谢我,那会也没想别的,觉得这是应该的。

有时候我也经常和大队的赤脚医生一起巡医。我们大队共有三个自然村,村与村之间相隔六、七里路,老乡们的生活很苦。记得有些乡亲家里只有一床旧被子,衣服也很破旧,我有时候就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。

记得常去另外一个队出诊,离我们队二十多里地,羊肠小道,而且两边都是树林子,在半路上碰到过狼,碰到过毒蛇,什么都碰到过。你害怕?那边病人等着你呢,害怕也得走啊。你听说过盘路蛇吗?就是蛇在小路中间盘一个大圈,你害怕不害怕啊,它在那儿站着,你也过不去啊,最后没办法拿大石头砸它,它不动啊,耗了好长时间,后来又拿棍子撵,最后才走了,人家说那就是拦路蛇。怕不怕?当然怕,一路都哆哆嗦嗦的。到病人家之后,给他打完针,说起路上的蛇,他们都特别感谢,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我吃。那时候,老百姓什么都没有,都不知道拿什么东西招待人,因为那时候生活都比较艰苦,吃碗白面的东西简直就是过年,有时候过年过节都吃不上,一般都是掺野菜,掺乱七八糟的东西,这也就是老乡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。

我刚才说,我们村里的乡亲们大骨节病比较多,几乎百分之八十都有大骨节病,病情严重的连走路都很困难,天气遇冷或遇热,或是遇到阴天下雨,他们的关节就格外的疼痛。为了减轻他们的痛苦,我经常给他们扎针,做按摩治疗。村里有位老乡有哮喘病,经常找我为她做针灸治疗,以缓解病情减少痛苦。总之,不管白天还是夜里,是晴天还是雨天,只要是病人需要,我都会马上去,从不耽搁,尽量圆满的完成出诊任务。

在为村民服务的那几年时间里,我尽量做到让乡亲们节约时间,少花钱,以减少他们的经济负担。山里的老乡朴实大方,只要你真心对他们,他们也会真心的帮助我们,我们只要到老乡家里,他们都会像招待亲人一样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。当然,也不是什么特好吃的东西,那时候的馒头能打死人,不叫馒头,叫两面馍,冬天放在那儿,都冻了,还特别硬,不像咱们发面的,特别软,那是硬的,那时候的生活真是不可想象。反正也经历了,经历了之后你什么都不怕了,再苦也没有当年苦,所以就无所谓了。

安娜:他们的病是不是饮用水造成的?

刘淑兰:可能是水质的原因,那边水特别硬,他们水缸里面的水都放了681粉,681粉是专门杀菌的,每家的水缸里都是从河里挑来的,必须放这个粉,等于跟漂白粉一样的,它沉淀了,这个水喝起来就卫生一点。我也不知道这水与大粗脖子病和大骨节病有什么关系,反正那边的人关节全都是一疙瘩一疙瘩的,膝盖也是突出的,腿特别细。人普遍都矮,但也有高个的,就是细高细高的,不成比例了,跟竹竿子似的,有特别的骨节,走路都两头歪。

安娜:那你们没事?

刘淑兰:我们去的时候都已经十七八岁了,都已经定型了。那里算是这种病的重灾区,当时说是几年要消灭这个地方病,但直到我们走也没能消灭。我们准备今年八、九月份回趟延安,因为45年了,45年前我们去插队的,虽然中间有个别回去过,有的人甚至找了那边的媳妇,跟当地人结婚了,也都带回来了,时不时的回家去。但我都回来好多年了,也没有回去过,而且特别没有集体回去过,所以这次知青联谊会应大家的要求,准备搞一次大的行动,从北京到西安,再从西安到延安,都走一走,弄一个统一的活动,大家都比较高兴,比较响应这个事。

安娜:当地人对你们什么态度?

刘淑兰:当时我们去插队,当地的农民对我们还是相当不错的,老区人对咱们北京知青还是比较欢迎的。他们一说北京娃,北京来的娃,而且是大城市来的,他非常的仰慕你,高看你。但我们返城以后,反而受到歧视了,当时你回来探亲,街道主任立马来了,说别出去啊,外面乱,别乱走,十一了啊,五一了啊,别乱走,我们简直就是半专政的对象,就是这个情况。我在知青这个问题上始终这么说,我们当年去插队,后来我们回来属于第二次插队,在那边我虽然是外地人,但是他们很高看我们,回到自己的家乡,受到歧视,我们也很不满。

安娜:当时都是响应党的号召,都是自愿去的?

刘淑兰:怎么个自愿法呢?这个所谓的自愿也是被大形势所迫的。当时文化大革命这是个潮流,整个知青必须走,上山下乡,上东北兵团,去陕西插队,去内蒙大草原,每天都在讲这些事情,街道动员的也是这些事情。

那时候人都天真,毛主席挥手我前进,只要毛主席说我们去哪儿就去哪儿就走,一点不容置疑的。那时候大红纸1毛2一张,我们每个人都自己出钱买,3毛6那时候很多钱了,3毛6买三张纸,绝不含糊。刷的大标题是:“强烈要求到农村去,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,接受农民的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都是这样的,当时的情况真是自己自愿的。

但是等我们一到农村之后,一看到所宣传的什么一块钱一棵梨树,一家一个核桃树,楼上楼下电灯电话,林区的牛羊成群,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我们扛着行李从县城走到队里的时候,看那些人住的半地下半地上的土窑,根本就不封口,只是半截栏栅门,上面都是敞着的,因为要走烟,走煤气,没有专门的烟道,是那么一种情况,心,确实凉到了半截。

后来我们到陕北不久,就出现了有的北京知青该走没走的,反而分配工作了,进工厂了,我们就感觉到确实有点那个。后来发现,一个知识青年,要给家里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,别的不说,这些牙膏啊,手纸啊,我们都要从家里带的,花多少钱家里买就不说了,但是你每年要回家一次,这一次车票路费就得60块钱,在当时我们那种条件下,我们一年最低的生活费也是60块钱。这额外的60块钱都要由父母出,当时父母才挣多少钱,40块钱要养一家人的,你这60块钱给家里造成多大的负担啊。所以那时我们在家里不吃香,可能也是这个原因,光是花钱,属于赔钱货啊。那时候我们家老公公养六个儿子,这是多大的负担啊,这都是实际情况,咱们不讲什么大道理。当时走的时候确实是自觉自愿,到那儿以后情况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,同时在北京不走的,分配工作了,凭什么啊?不公平,后来有的半路有点回潮了,闹点病,开个证明吧,赖着回北京不回去,就出现这种情况,但是我们这种人还始终坚持了。

安娜:后来您是怎么回北京的?

刘淑兰:后来东北兵团已经开始有人回京去了,还有一批中专的、中技的,回来一个可以带一个,你交朋友了,或者你结婚了,你是中技的,可以把对象带回来,那时候就动摇了,整个知青队伍就动摇了。我是属于接班回来的,走不同的渠道。

那时候我已经参加工作了,在那儿分配到钢厂,在那里以工代教,当老师,干的挺好的,但是后来有这么一个接班的机会,你回去不回去?你是回北京,还是继续在这儿?其实我很喜欢那个工作,干的也不错,但是这个时候我就想着我们自己的孩子,当时自己孩子刚刚出生,我就跟爱人商量这个事,他说我们在这儿也挺好的,干吗要回去,但是从长远的观点考虑,我们孩子的教育将来怎么办?于是就回来了。

我1981年回来的,我爱人是1985年回来的。他1985年为什么能回来呢,当时也是有一个政策,要解决三种人,一种是高龄未婚,一个是两地生活,一个是丧偶,要解决这三种人,所以他就回来了,我们已经分居五年了。

其实,说我们是知识青年,根本不是,小学六年级刚刚毕业,初一上了一年级不到,一个学期不到就搞文化大革命了,什么知识青年啊,把我们整个就耽误了,你想学也没有办法,我明儿得当作家,写作文写的挺好,真是一点可能都没有。至于后来工农兵大学生,那要推荐啊,真是寥寥无几。

我们的文化水平,也就可以给家里写信,还可以表达的比较清楚。当时我们在农村晚上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家里写信,最大的乐趣是什么?到县城取信,天天盼着取信,走十几里地去县城取信,你想让邮差送信?没有十天半个月根本来不了。那里的人很封建,把我们也传染了,邮差死后,我们就闹了一个笑话,我们住的是大窑洞,晚上写信的时候就听到有人敲门,可是当时我们的门并没有关着,但就是听着敲门了,怎么回事啊,没有人啊,后来有人说可能是鬼,是邮差,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,吓的都哭了,钻到被窝里面去。这一闹,男生离我们不远,听我们这么热闹,就过来了,说闹鬼啊,他们3个男生拿着棍子,说谁敢惹我们知青,我们是北京知青,拿棍子一顿乱抡,说鬼让我们赶跑了,这样我们女生才敢从被子里钻出来。这是真事儿,那个门明明开着呢,就是有敲门声,我们确实经历这个事了。这类事情在老乡那里,发生的更多,他们普遍相信鬼神,所以很多在陕北的赤脚医生,在陕北又得是医生,又得是巫婆。

安娜:您给您的孩子讲过过去的事情吗?

刘淑兰:没有,我们也不愿意跟孩子说这些,他们也不爱听,他们没有经历过,不感兴趣。

安娜:那时候去延安,真是一辈子没想到回来?

刘淑兰:那时候真是准备扎根了,抱着扎根目的的这些人,基本都比较积极向上。

安娜:这是需要好好研究的一代人。

刘淑兰:象知青、赤脚医生这段历史,我们这代人现在都眼花,也坐不下来了,真是要想自己研究自己也不太客观,只能靠你们年轻一代了,可惜中国象你这么大的,都在玩手机呢,什么历史,他们才不管呢。

安娜:你这个赤脚医生后来为什么不当了?

刘淑兰:后来就分配工作了,因为县里面把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,把我们这些人名都列出来了,怕我们回北京,把我们这些人都给囤下来了,把我们都留在县里了,分配工作。

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,就是知青的前时代和后时代,后时代就是虽然参加工作了,但是他没有回北京,回原籍,现在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叫做返城?是不是脱离农村就叫返城,不是的,我们原籍是北京,必须回到北京才叫返城。

安娜:我看资料说,陕北插队知青还有要饭的经历,你们这个年代没有要过饭?

刘淑兰:没有,但是有确实吃不上饭的时候,延川那边他们整村要饭,我们因为挨着陕南,好很多。

安娜:非常感谢您的热情款待,吃了这么多西瓜,也感谢您爱人和这些叔叔阿姨一直陪着我们。听您讲述过去的往事,让我坚信我的研究是有意义的。我们的谈话录音可能会用在我的研究论文中,以后也许会出版书籍,比如访谈录之类的,这里是一张《知情同意书》,您若同意,请在上面签名,可以吗?

刘淑兰:可以,同意。你这么年轻就这么有心做这个访谈,又这么能吃苦,希望你能常来中国。来,我们一起合个影。

安娜:最后问一句,四十多年后,再回忆这段赤脚医生的经历,上山下乡的经历,您有什么感触?

刘淑兰:我曾经在网上说过,也写过,当“知青”和“赤脚医生”这些当年的历史名词,已成过眼烟云,离我们渐行渐远时,我仍要自豪的说,我们也和当年的红军一样,喝的是延河水,吃的是延安的小米饭;是延安人民养育了我们这些北京娃,艰苦的生活使我们拥有了勇于面对生活的钢筋铁骨,回望四十多年前的艰苦岁月,至今我们仍然无怨无悔。

 

(结束)

 

 

访谈时间:2014年6月13日下午

访谈地点: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宿舍区

 

青葱岁月 ——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(之10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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