青葱岁月 ——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(之13)

9  章大妈访谈

作者:安娜 Anna Quian

 

在北京著名的2008年奥运会旧址,鸟巢附近,我们约在一家典雅的咖啡厅里见面。这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段之一,车水马龙,高楼林立,人来人往……周围的一切,无不显示着这个正在被世界关注的大都市的繁荣与亢奋。中国四川方言有一句话叫:雄起,是中国人在球场上最喜欢高喊的词语,在北京,你可以深刻体会这两个字的贴切和准确。面对窗外熙熙攘攘的车流人流,她缓缓而谈,不疾不徐地聊起了那些让她难忘的青春岁月……她也是我这次在中国的访谈中,唯一不愿意披露自己姓名的人,虽然她有个很雅致的名字,但我还是按照北京的风俗管她叫章大妈……

章大妈:你研究的切入点是最好的,要说的是知青的赤脚医生,因为赤脚医生按说不光是知青。我想从文革以前大学生的分配动向说起,为什么要从这里说,因为1949年以后,大学生毕业都由全国统一分配,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,所以人才方面也都是在统一分配。当然会有一点选择的余地,你可以选择留校或是分配,或者你可以选择去哪个省,哪个市,但是具体到哪个地方可就不知道了。为什么要从这里说?知青这个运动是和他们有区别的,那天有个别人谈我们上山下乡是为国家做了贡献,如何如何,这违背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。

我了解了一下五几年医学院毕业的这些人,比如全校应届毕业生是120人,只有20个人留校,留校这是必需的,要有当老师的,因为本学校要发展。剩下的都分到县城去了,好一点的医科大学的分配到市一级,那时候五几年市一级才开始建正规的医院,不管它的初衷是什么,这点当时还是比较公平的,那时候年轻人还是有志向的,可以往偏远地区走。

因为那时候农村只有中医,解放以后中国才有六亿五千万人,大部分人都用中医。但是出现瘟疫,出现很多病情,很多的瘟疫,你中医制止不了。所以西医必须要进来,但没有那么多的西医人才怎么办?于是就有了当时很多的西医速成班,尽快培养人才。文革时期赤脚医生的培养,就是参照了这样的一个方式,为当时缺医少药的农村,快速地培养人才。这是我个人的看法,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。


 

安娜: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?

章大妈:灯市口五中,教会学校。

安娜:现在叫二十五中?

章大妈:对。

安娜:我路过过,大门古色古香的。

章大妈:对。我刚才说我找过的那些五几年的医学院大学毕业生,全是26、27岁的时候被打成右派了。山西有一个丙级县城,当时中国的县还分甲乙丙,丙是很穷的县城,你知道分了多少大学生去吗,十几个大学生,北京师范大学到那儿的就有2名大学生,到那儿当中学老师,现在是不可思议的。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突然要这么做?就因为要打倒臭老九,搞臭知识分子。知青为什么要下去?因为文革动乱了以后,积压了这么多知青在城市里,没有职业没有收入,这就是隐患啊,我干脆就全让你下乡去,没有选择。

我当时是上初二,那时候你没有选择,初一的也有走了,甚至六年级的学生也有走的,六六、六七、六八三届的初、高中毕业生,就更要下去了。这表明了国家已经没有能力计划分配了,当时因为动乱,工厂停业,学生没有学上,于是将原来号召大学生到偏远地区去支援国家建设,变成了所有学生上山下乡的一场运动,拿这个来解决一个国家解决不了的问题。

好多人才断送在这场运动当中,特别是那些应届毕业生,非常有才华,那些老三届的知青,都很聪明,知识一点不比现在的大学生少。

安娜:您能谈谈您是怎么做赤脚医生的?

章大妈:我下乡的地方在山西忻州地区原平县王家庄公社,一直在地里劳动,直到了1975年才当上赤脚医生,这说明了一些问题了,在大田里劳动了六年才有机会。我最后能当赤脚医生是因为一批医疗器械,当时公社要分配一些医疗器械,说你们村必须得有一个知青在卫生室,这是硬性规定。所以我的作用就是满足这个硬性规定,就是这么一点贡献,因此我有幸当了一个赤脚医生。

我正在20岁左右,求学欲特别强,什么都想学,是一种本能。好奇心嘛,那时候我从没想过能当医生,现在突然让我去做,当然特别努力地去学习了。比如打针,尤其是打静脉的时候,特别感兴趣,怎么就扎进去了?自己在自己身上试,看别人怎么扎,就跟咱们学绣花一样,你怎么绣,我怎么绣,照猫画虎,就这么学会了。

我到那儿去都是一腔热血去的,为什么呢?我出身不好的,到那儿是准备脱胎换骨的。我们下去头一天,12月21日,北方是寒冬腊月,那年的寒冬非常冷,现在已经过了40年了,现在是地球变暖了,那时候特别特别冷,下着那么厚的雪,屋子里面没有炉火。为什么没有火?我们不会生, 我们17岁,从北京来,根本不会,半夜把我们冻的要命。我们洗脸刷牙都是用从井里打上来的水,地底下的水非常冷,不能用热水。当时给我们的口号是要成为无产阶级的铁姑娘,我们就不能用热水,你想想那时候的精神力量是非常大的。我们中有一个干部子弟,她特革命,女的,说咱们今天开始,就要破冰洗脸,谁也不许烧热水。放下行李,第二天我们就拿那么重的大镐头,刨冻的土,参加队里的兴修水利。这点,以前我们觉得都很对的,无怨无悔。我们修的那些水渠现在都完蛋了,都白做了。

安娜:您是哪一年插队的?

章大妈:1968年。

安娜:1975年才当的赤脚医生?

章大妈:对。

安娜:当了几年?

章大妈:两年。

安娜:之前没有做赤脚医生?

章大妈:就是六年在农村,干了六年的务农,1968年到1974年,就一直务农了。

安娜:那时候你们队里面没有赤脚医生?

章大妈:没有。

安娜:看病怎么办?

章大妈:当时有一个当过国民党军医的人,他懂一些西医,但当时文革那个环境,他自顾不暇,加上也没有药品,所以也没有办法看病。其实我们村志上记载,五几年就开始合作医疗了,就是把个体全都归为公有,比较正规,但文化大革命全没了。我们那个村三千人,文革前还有一点医疗费用能补助到农村的,文革中这些都没了,就剩下一个煮锅,消毒用的煮锅,黑不溜秋的,但我去时还在用。

我当赤脚医生后,农村开始计划生育了,我们经常要给违反计划生育的妇女强制上环或做人流。要现在来讲是违背人性的,但是那时候来讲没办法,政策如此。在公社卫生院做人流,有负压机,脚一踩,血就出来了,你一看要流产出来的那个东西就在那里面。但村里没有这设备啊,就想办法,还真研究出来了,我们就拿兽医的针管,兽医的针管非常粗,这么大的针管。葡萄糖瓶子你知道,就是输液的那种的。把密封的葡萄糖瓶子用兽医的针管抽真空,然后在瓶口处连上一个管子,连到扩宫器上,抽好负压了,我们就开始扩宫,抽子宫胚胎。

安娜:如果抽到一半没有负压怎么办。

章大妈:好像还真没有过,因为通常会准备一些抽空了的瓶子备用,主要是我们一天要流产好几个。有时候,早上起来我们就做,抽好几个瓶子放在那里,有大的,有小的。那时候也没有想过什么危险啊,什么副作用啊,都没有。农村妇女病非常多,就是妇科的病,老乡们就捂着,这儿疼,那儿痒的,其实说不出来,计划生育检查的时候,常常顺便也把这些病查出来、治了。农民平常很少吃药,没有城市里人常有的抗药性,大部分病都能用抗生素治好。你发高烧,肯定有炎症,青霉素打两针;发烧轻一点,去痛片,索密痛,扑热息痛,就是这一类的药,特别管用。如果青霉素皮试有问题了,什么庆大霉素就跟上了。所以当时老乡们觉得很满意了,那时候我们村的医疗条件算是好的。

安娜:你们当时主要是用西医?

章大妈:中西医都用。我们有一个中药房,主要是一些可以治日常病的草药,比如说肚子难受啊,胃疼啊,浑身不舒服等等,我们就给他开点这些草药熬熬喝。

我们国家说是重视中医,但骨子里还是以西医为主。这个问题我还真研究了一下,50年代初,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这种模式你已经知道了,实际上就是修正过的苏联模式,这种模式是要用高端的教育培养高技术专科医生,使国家有个较高的医疗水准,治疗为主的导向性,关注个人医疗服务,而不是建设公共卫生计划。这种模式对于完全工业化的国家也许适合,对于我们这种当时落后的中国,使有限的国家资源无法培训足够数量的医疗人员,以完成当时较大量的民众医疗任务。毛泽东的初期想法,其实就是想在农村建立一个公共卫生体系,他说“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!”,“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,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。”,现在看来也许是对的,起码符合当时中国农村的需要。他认为“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,培养医生的方法,也是为了城市,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。”“医学教育要改革,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…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,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,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,就算本事不大,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,而且农村也养得起。”虽然不科学,但有一定的道理。

大批培养赤脚医生就是他的主导思想,希望依靠很短时间培训出来一批较低技能的医师在农村工作。他所希望的医疗卫生体系就是工农兵体系,以预防为主,中西医结合,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。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深入,让他的这个本来也许是从好的愿望出发的思想,变成了政治挂帅,只为无产阶级服务,阶级斗争为纲的悲剧。

安娜:您后来怎么不做赤脚医生了?

章大妈:招工了,我当过锻工,在当地轴承厂。

安娜:锻工?

章大妈:我是锻造轴承圈,就是热锻,要把钢弄成形状,我是做轴承的,汽车上的轴承,轴承钢是最硬的,烧成特别红,用那么大的冲击锤,电锤砸下来。你看我的腿上还有一个伤疤,就是当时烫的。

安娜:那耳朵会不会震聋?

章大妈:那时候耳朵都是聋的。又脏,又吵,还特别高温,夏天那么热的天,我们都得在高温下作业,而且还必须得三班倒。那个炉子不能没事干,那儿老烧着,你就得老做着。

我还在印刷厂干过印刷,都在山西,我在山西待了20年才回来,你能看得出来吗?

安娜:看不出来,您什么时候回北京的?

章大妈:我在农村待了八年,包括两年赤脚医生,当工人12年,都在山西。回到北京以后漂泊了两年,没人管,就在大街上混。我父亲1957年反右的时候就死了,我母亲没死,我母亲带着我们,1976年就去世了,因为太累了,一个人要养活着我们七个孩子。那时候父母都没有了,哥哥姐姐当时也都是右派或被打倒了,谁也管不了谁。我回北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,没有房子,我就住在他们厅里面,搭一个床。没有地方住,没有工作,我就在街上过,什么活都干过。你看得出来吗?

他们说你整天笑呵呵的,你看不出来吃过这么多苦,怎么可能!我回城后趴在地下卖过菜,卖过书,在商场里面卖过衣服,那是因为人家觉得我挺可怜的,说我们那儿招家属,其实我不是他们的家属,就帮我介绍到那儿卖服装了。我什么都干过,还带着孩子,你都想象不出来,我回北京都38岁了,孩子才6岁,我结婚特别晚,我是1984年生的孩子,我一直带着他。我也卖过药,卖过一年的药。

我的经历特别的离奇,可以说是传奇,不是离奇。我卖书的时候,批我书的出版社跟上层有关系,文化部要召开一个全国部长级会议,都是高级人物,结果说那儿缺服务人员,出版社头儿说咱长相各个方面还说得过去,去给他们当几天服务人员吧。那时候我刚到北京,离开了20年刚回北京,甚至不觉得自己是北京人,融入不到里面,特别有陌生感。所以当服务员时唯唯诺诺的,给你摆好东西之后,我就跑到墙根儿待着去了。她们其他人都很活泼,和那些当官的逗贫。你知道谁发现我了吗,曲啸,当时特别著名的演说家,中宣部的调研员。

这个人非常好,他是电影《牧马人》的原形,他在1957年大学毕业前夕被打成“右派”,1958年被劳动教养,解除劳教后在嫩江草原牧马,1968年又被打成反革命,被判有期徒刑20年,我见到他时,他刚从东北一个大学校长的位置调到中央宣传部门,当时特别红。我在墙角落里待着,曲啸居然走过来,问我,你怎么在这儿待着?挺关心的。后来我说我是知青,他说你是知青啊,你现在怎么样?我说我现在户口还没回来呢,我说挺难的,有陌生感。他马上给我写了一个他的电话,在六部口,就是天安门西边,叫中宣部,我当时也不知道,中宣部是干什么的。他说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。

这是前面的插曲,1988年我的户口终于回来了,但回来以后我找不着工作啊,一直在街上流浪,这个那个的。最后忽然想起这个人了,真是事隔两年之后,找到他办公的地方,他想不起来我了,但说起这件事来他记着了。他说那行,我帮你想想办法吧,他底下的秘书帮了一个忙,一星期后给我来了一个电话,说你就到西直门那边,有个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,那时候没有食品,就是药监局,你去找谁谁谁。我就去找了,还真就管用,就上班了。这事情就这么一个传奇,在你危难之中,总有贵人相助,这叫天无绝人之路。

我觉得这都是属于人的本能,你必须要生存,必然产生的一种,或者你遇见的,机遇,否则你怎么生存。我认为知青八年的经历,让我学会了人的本能和生存的能力。

安娜:你一直自己把儿子带大?

章大妈:是,我一个人带他,也可能是我能力有限,他脑子有些问题。

安娜:就是说,您现在还要照顾他?

章大妈:嗯,他在家里呢,看得出来吗?

安娜:完全看不出来,您真是个了不起的母亲。

章大妈:我一向给别人特别阳光的一面,我绝对不会把我这种情况给别人说,也不愿意去说。我这种背景,我一个人的工资,我一个人带孩子。虽然我在医药局,但是我下岗了,医药局2000年的时候,精简,我们原来是400人,一定要精简到200人,30年工龄的必须下,就下来了。

安娜:您的一生真是坎坷。

章大妈:非常的坎坷,但我从来没跟孩子哭过。其实知青里面也有等级观念,谁发展的好了,就捧啊,发展不好的,就离得远远的。好多人来帮我,从生活上来帮我,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接触那些过的不太好的,这些人,平时弄个名牌包,一来说你看我这个多少钱买的,他们就攀比,羡慕嫉妒恨,这是一种人群。这不光是知青,现在这是社会的现象。

安娜:可是我觉得知青都六、七十岁了,不应该这样啊?

章大妈:这是文革后遗症,是从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。那时候天天阶级斗争,互相之间倾轧,人和人之间老在疑心,你说话有什么动机的?你那什么,然后我去揣摩你,你有什么后门了,我去效仿你,就是掏空心思的满足自己的欲望。有的知青互相之间心思就用在这上面了,谁发展的好,这是一个可利用的人际关系,你有头有脸的,我哪天要用到你了。像我这样的,好家伙,找你干吗啊。他们瞧不起你,说你怎么会混到这种情况啊,为什么满地是机会,人家就混得人模狗样的,你为什么到这种田地,活该。

混得好的人,他们也不理解,他们就认为你笨,这点肯定有的,连我在内,有的时候也觉得特别笨,现在我活过来了,现在活到60多岁的时候,想通了,社会上总要有笨人,否则怎么显得您聪明?要是整个社会全都是聪明人,这个社会就不对劲儿了。

想想当年,基本都是没有希望了,真是无望了,这么多年,我妈1976年,就为我回北京努力,操透了心,到处求人找人,老太太那会儿多难啊。我是家里最小的,我妈40多岁生的我,你想想,我妈那时候都60多岁了,家里多穷啊,七个孩子,有一点东西赶紧就给别人送去,说您能不能帮我们家孩子回北京啊?哎呀,不能提这个,一提我就想哭,她也只能用这些办法求人,最后还是没有看到我回去。1976年她走了,那时候我才25岁。

所以象我们这种背景出身的人,今天说话还是很小心的,因为受过太多的磨难。不像那些工人出身的知青,没有顾虑,公开的骂共产党,我们还是有顾虑,因为历史给我们造成的印象,有些话不能乱讲。昨天我哥哥还嘱咐我,你和那个美国小姑娘说话的时候,一定不要跟她乱讲,结束的时候一定要说现在生活非常好,已经改革开放了,政府太伟大了,他说一定要说现在好。当然这个也是不对的,好多东西还是要实事求是。

你看窗外站在街上服务的那些人员,大都是我们这代人。她们在公共汽车站上服务,挥小旗,维持交通秩序,还有相当一部分扫大街的也是我们这一代的,真正能够在家安享晚年的,毕竟是极少数,为了孩子孙子,她们还得继续奔,奔到动不了为止,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命!

我想问你两个问题,你大学毕业怎么分配?

安娜:没有分配。

章大妈:你们怎么办?自己找工作?

安娜:对。

章大妈:那偏远地区怎么办?

安娜:也是自己找,我们没有户口制度。

章大妈:比方象我们这边的老少边穷,你们那儿怎么让医学院毕业生去?

安娜:完全靠自愿,靠市场,哪儿需要人就一定会有人去。

章大妈:我们理解不了。

安娜:是,国家不同。我今天和您的谈话可能会用在我的研究报告中,也可能用在出版的书中,您是否同意?

章大妈:谈话内容都是真实的,你随便用。但是我还是不想我的名字出现在白纸黑字上,你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,一旦运动来了,这些白纸黑字的东西都是说不清的。所以你还是用个假名字吧。

安娜:我会尊重您的意愿。非常谢谢您的访谈,很有意思。

 

(结束)

 

访谈时间:2014年6月14日上午

访谈地点:北京市朝阳区安慧桥附近上岛咖啡厅

 

青葱岁月 ——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(之1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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